印度營商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

金磚四國里，印度往往給人“營商風險最大”的印象。這里面除了印度自身存在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之外，媒體也在強化印度諸如“腐敗”、“低效率”、“征地”等風險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印度政府在過去十多年一直保持穩定，經濟持續發展，金融市場也更加成熟。很多國家因為看到市場快速增長而進入印度，希望占領一定市場份額。為了能更好的參與和享受印度的經濟增長，外國公司管理層需要懂得在印度營商都有哪些風險。在努力研究商業戰略的同時，一份詳細的商業風險分析和風險應對方案也是必須的。否則，外國公司在印度失敗的機率會非常高。
 

印度工業和商業聯合會曾對駐印的外國企業做了一份關于印度營商風險的調查問卷，對外企在印度遇到的宏觀營商環境和企業普遍會遇到的跨行業問題進行了調研，梳理出外企最應該注意的運營風險：
 

風險一： 腐敗、行賄受賄和公司詐騙
腐敗、行賄受賄和公司詐騙位列印度營商風險第一位。2010至2014年，印度腐敗案不斷增長，印度“腐敗指數”在2010年為世界排名第87，2013年則持續下降到第94。世界銀行最新的的“經商難易度”排名也顯示印度從189個國家中下滑了三名，從2013年的131名跌到2014年的134名。
 

這個下滑主要是由印度政府的各類腐敗案件數量上升所導致的。2010年到現在詐騙案持續對印度在各個外國公司心目中的地位和名聲有著消極的影響。2014年前三個月還有一批詐騙案在報紙上曝光了。舉幾個例子，印度鐵路公司Railtel手機詐騙案、Hindustan Aeronautics Limited和Rolls-Royce defense 詐騙千億盧比、Air India 家庭計劃詐騙、Bokaro鋼廠重組詐騙案等等。
 

公司詐騙也導致受影響的公司收入減少。而隱瞞不報的趨勢也導致調查結果把腐敗作為很高的一項風險。一些被報導過的主要欺詐方式有盜取公司資產、腐敗和行賄受賄、金融詐騙和信息安全等。盡管努力查出了欺詐行為，但是罪犯們還是能找到司法漏洞，要么很難將他們告上法庭，要么陷入漫長的司法程序得不到解決。2013年 Saradha基金欺詐案導致加爾各答的儲戶遭受約246億盧比的損失，調查卻進展緩慢。2013年八月，通用汽車印度被控告以次品充好替換雪佛蘭Travera車型的引擎。公司召回了11.4萬輛。孟買最高法院指示中央調查局和運輸和鐵道部繼續調查。部門內部成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指控和并沒有被指控的排放量和一些其他違規車輛，提出因公司欺詐罰款1.1億盧比。持續增長的腐敗和收賄受賄行為很可能會影響國外對印度的直接投資。
 

風險二：罷工，歇業和動亂
在印度每年都會有公司因為罷工、歇業和動亂損失上百萬盧比。公司不愿和滿腹怨氣的工人和商會協商導致工廠工人經常性的進行罷工。2012年七月哈里亞納邦Manesar地區的馬魯蒂工廠發生暴力事件隨后就罷工，導致了公司損失10億盧比，業務損失了10%。2013年二月 印度企業巨頭馬恒達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工廠第二次發生罷工，導致其乘用車銷售額增長率降低25.7%。該工廠每天產能約為1600臺車，所以停工帶來的直接損失高達7億盧比。
 

在印的公司還受到關閉或停工的影響，不論是其印度總部還是區域分布都會受到影響。 安德拉邦就因為中央政府給獨立出去的泰倫加納邦13項許可后導致的停工而損失80億盧比。在停工期間巴士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均不上路，安德拉邦光運輸公司就因此損失約4千萬盧比。
 

2012-13年，印度石油總公司在Assam的 Dibrugarh地區設立的區域總部因290多起關閉和省內分裂主義者的封鎖而損失超過20億盧比。
 

騷亂引起的動蕩，抗議(暴力或非暴力)示威等也會導致公司損失。2014年一月，德里部長發起的48小時抗議導致首都的四站地鐵站關閉。大量雇員無法準時到達辦公地點，導致大量缺勤和財務上的損失。
 

風險三：政府和政策的不穩定性
盡管在莫迪政府贏得2014年印度大選后，外界普遍預測印度會迎來一個相當長的政府執政期和經濟穩定發展期，但印度權力極為分散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印度商業政策仍會保持一個緩慢發展或改革舉步維艱的狀態。雖然印度是多黨制卻沒有一黨在議會能占多數，印度政府由印度人民黨聯合數個黨派聯盟組成。因為各個黨派的黨魁需要協調日程會面，所以聯合政府的工作效率不高，很多議案遲遲得不到通過。
 

一些中央政府力推的商業政策的出臺很容易在部分邦政府和反對黨的抵觸下而不斷被擱置。尤其是GST統一稅制，絕大多數公司都期待GST能出臺以取代現有的增值稅、中央銷售稅和服務稅混雜的局面，但由于這有可能會削減某些邦已有優勢產業的優勢，而未能通過議會審批。截至目前，商界仍在呼吁GST能在2016年4月1日起生效。
 

比政策不能出臺更讓外企受傷害的是一些政策出臺后又被取消了。2014年國大黨政府曾在新德里地區宣布開放多品牌零售業的外國投資限額，但很快就在德里本地政黨普通人黨（AAP）發起的抗議游行下收回政策。早前，印度政府也因為電信2G頻段拍賣過程中的腐敗事件而一刀切，在事件過去4年后宣布取消多家電信運營商的電信運營牌照，這無疑嚴重的打擊了印度電信行業的外國投資者。
 

對于大部分外企而言，所在邦的執政黨似乎比中央政府更加重要。一些行業，外資需要和這些邦的執政黨打好關系才能順利進入這些邦的當地市場。土地、設施、執照的許可以及一些稅惠政府都是由邦政府單獨審批的。但一旦遇到邦政府換屆或者中期選舉時下臺，早前的一些特批優惠有可能被取消，這也進一步增加了企業投資的風險。
 

此外，印度商業競爭引發的商業政策變動也是讓中國公司最難受的風險之一。比如印度智能手機品牌在自己具備印度本地制造實力后游說印度政府抬高智能手機的進口關稅并降低生產稅，又比如一些行業的印度本地產業代表會發起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這類在中國公司看起來大動干戈的政策變動，其實在印度實現的成本并不高，經常會被深諳本地游戲規則的印度公司或外國公司所運用。通過游說政府出臺商業政策來進行商業競爭，這是中國公司遇到的最難應對的風險之一。
 

風險四：知識產權被侵犯
印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國際上看并不怎么奏效。在印度，知識產權既可能收到內部（電子郵件，網絡存儲，閃存，CD，打印，智能手機等）也可能受到外部的威脅（黑客，SQL植入，病毒，釣魚網站，身份盜竊等）。
 

盜版作為另一種知識產權盜竊，每年導致印度政府損失約2600億盧比。全球來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均為盜版猖獗的國家。孟買的娛樂業也因為盜版CD和電影每年損失數10億盧比。在艾哈邁巴德舉辦的第七屆知識產權峰會上統計顯示印度品牌因為盜版產品損失20%的市場，公司利潤減少10%。最受影響的要數金融，娛樂，服飾，藥品，軟件，制造，快消品，機動車零件盒電子產品行業。而印度工業和商業聯合會的研究顯示，2012年印度的盜版品牌導致了超過1655億的損失。印度損失年稅收超過2600億盧比，而走私和偷稅漏稅導致的損失有一萬億盧比。
 

對于中國公司而言，知識產權侵犯并不遙遠。每年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和印度中國企業商會都會接到關于印度公司冒用中國公司商標的投訴。通常，有一類以國際貿易為主業務的印度商人會在中國舉辦的各類進出口展會上收集中國公司的企業宣傳冊和產品信息，回到印度后自己盜印企業宣傳冊和印有自己名字和以及印度總經理職位的虛假名片進行宣傳，更有甚者會搶先注冊公司名和商標，讓這家中國公司的商品很難在印度直接銷售該品牌的產品。
 

風險五：信息和網絡安全
隨著網絡攻擊和網絡犯罪案件的大幅增加，網絡信息安全從2013年起受到社會更多關注。數據顯示在2011至2013年間，印度總共30萬家網站被黑，其中還有78家政府網站；信息竊取、勒索和身份盜竊犯罪在2013年增長11%，還有釣魚網站增長9%；56%的印度網絡用戶報告稱收到過網上暴力、網上跟蹤等各式各樣的網絡騷擾。2012和2013年，印度連續兩年都成為世界網絡犯罪量前五的國家，平均每起網絡犯罪涉案金額也從292美元(2012)增加到207美元(2013)。
 

2013年，社交媒體的病毒傳播力也讓印度人民意識到謠言傳播的消極影響。2013年的Muzaffarnagar騷亂和2012年的班加羅爾網絡恐怖襲擊，導致印度大量東北邦在大城市的居民被迫返鄉。這次事件突顯了社交媒體很容易被濫用的弱點。網上游戲和網上虛擬貨幣交易（比如比特幣）的趨勢在2013年流行起來，但印度還沒有任何對應的法律法規。
 

對于中國公司而言，隨著有自主品牌的終端消費品越來越多進入印度，品牌被謠言攻擊的門檻大大降低。曾經某家中國智能手機廠商就遇到過印度媒體上傳播的“某中國手機品牌因發送印度用戶信息回中國服務器遭印度軍方封殺”的謠言影響，在一定時期內影響了消費者的購買信心。
 

風險六：消費者市場風險
任何一個跨國商業戰略都不能保障的風險就是“消費者市場風險”。印度市場的消費者需求與其它發展中國家都不一樣。比如說，不少中國公司會把印度市場簡單看做尼泊爾、孟加拉那種單一民族國家，這類國家消費者文化、宗教、飲食、居民收入基本大同小異。但印度每個邦，甚至邦內的消費者需求都可能不一樣。北印度人的主食是小麥，南印度人則是大米。因為宗教、文化、語言、天氣和基礎建設，100公里以外的消費者需求就可能有變化。所以說，（面向消費者的）跨國企業可能需要為每個細分市場都做出改變，也就不能享受由印度龐大人口攤薄的成本了。所以不了解當地社區的情況而作出的商業戰略可能不會適合當地，這也是外國商業戰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風險七：雇傭風險
在印度營商的外國公司往往會認定印度有著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因為印度擁有龐大的青壯年人口數量，外資就自然地認為印度擁有龐大的勞動力，但這兩者并不能劃等號。印度大部分人口分布在農村，而且印度的文盲率仍然居高不下。其次，即使是城市人口，也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無固定工作人群。此外，隨著城市中產階級收入的增加，需要工作養家的女性數量也越來越少。所以滿足外企需要的、可供雇用的會說英語的人實際只有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另一方面則是印度傳統文化中對長輩、前輩的尊重。好處是印度員工會比中國、日本和西方員工更加服從；壞處是如果企業里官僚主義嚴重，印度員工可能會盲從，還有印度員工可能不會對上級有話直說，所以可能直到危機來臨時才會被發現。
 

值得注意的一點還有印度大約有25%的簡歷都不是完全真實，也就是說應聘者會用些不誠信的手段來贏得工作，這也會增加后期人力資源管理的難度。
 

最后，制造業有很嚴格的勞動法，但服務業尚無健全的法律保障。
 

大體上說，印度員工需要更大力度的監督和管理。為規避這些風險，外資企業高管應該通過更為科學的IT工具和流程來管理公司、指定策略，而不是基于個人的主觀判斷。尤其是中國公司高管并不在印度工作，僅遠程聽取印度本地管理團隊匯報的時候。在印度，外國高官們必須記?。?ldquo;信任并不代表掌控。”
 

風險八：社會環境風險
因為歷史原因，印度人被種姓和宗教分隔開。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中雖日益減少，但仍然存在，任何情況都可能變成安全風險。騷亂和恐怖行為經常以宗教的名義出現。這增加了在組織中的人身安全風險。
 

不幸的是，有時候公司內部也會有種姓和宗教矛盾。這會影響公司員工的積極性和團結性。
 

經濟增長使得印度社會更加復雜。印度的50后、60后、70后都在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長大，那時90%的印度人都在貧困線以下。而80后和90后的條件就要好多了，而且大部分城市家庭都已有通訊設備和互聯網連接。印度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下成長的這一代人受西方影響很明顯，所以這一代人也會和老一輩在價值觀上存在沖突。
 

此外，越來越多的人從低收入人群變成中等收入人群，新富階層和以前的老輩也會有沖突。有些時候一些合法但不合老規矩的需求會演變成階級戰爭。這也使得公司組織內的動態變得更加復雜。
 

最后一點，貪污腐敗的思想在印度社會各階層中都有滋生的土壤，不少印度國民心理會認為通過不正當手段來掙錢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公司在運營過程中也會有被索賄敲詐的風險，而公司組織內部也會有很高的內控風險。
 

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在企業組織中存在并隨時會一觸即發。外資企業需要注重培養公司文化，并在人事管理訓練上加大投資。
 

風險九：法律/監管風險
印度法律的執法力度不強。腐敗在警察和公安部門流行導致了案件被故意否決或延遲。一個案件需要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有些甚至能持續20年之久。而且一些公眾并不嚴格遵守法律，抱著“除非我們被抓不然任何違法行為都是可以接受的”的心態。
 

其次，印度一些法律是多余的或根本無意義。印度法律的修改要用上幾年，很多國際適用的法律有時在印度根本不適合。
 

自印度莫迪新政府上臺以來，在政府官員腐敗和公司商業腐敗上加大了打擊力度，一些政商界的“大人物”紛紛下馬，印度政府和商界的腐敗問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風險十：金融風險
雖然印度經濟已走出2013年的低谷并在2014下半年到2015年年中連續四個季度取得7.5%左右的增長，但印度經濟并非在全面健康的發展。高GDP增長的背后還隱藏著較高通貨膨脹率、高銀行利率、匯率波動大等跟外企息息相關的潛在風險。
 

對于中國公司而言，匯率風險是中印貿易企業之間面臨的最大的風險之一。尤其是對設備出口和工程承包而言，周期長，匯率風險大。近年來，印度開放境內企業直接以人民幣為幣種貸款不超過等值10億美金，這為中國企業在印度的設備銷售模式提供了新的玩法。但即使規模不大或者無法提供買方信貸的方案，中國公司也可以通過銀行提供的遠期匯率方案來應對匯率風險。
 

近年來，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和盧比的不斷貶值，中國商品在印度的價格優勢已不明顯，一些產品甚至已完全喪失優勢，進而失去市場。對此，一些中國公司將生產環節轉移至印度，通過低成本的人力和物料供應來生產有持續價格優勢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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